www.3555.com范泓: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总有报世救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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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编:得以平反。2004年,南京学者范泓写出了海峡两岸第一本雷震传记。此后9年间,他在原版基础上增补、修订,今年4月出版《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》。留学归来,火速上升雷震祖籍河

得以平反。2004年,南京学者范泓写出了海峡两岸第一本雷震传记。www.3555.com此后9年间,他在原版基础上增补、修订,今年4月出版《雷震传—民主在风雨中前行》。留学归来,火速上升雷震祖籍河南,1897年出生于浙江长兴县,19岁考取京都帝国大学。留学期间,雷震在戴季陶和张继的介绍下,加入中华革命党(国民党)。1926年,“北伐战争”打响,年届三十的雷震留学归国,在戴季陶的举荐下很快进入国民政府,先后担任法制局编审、编译局编撰、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等职。1938年7月,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,汪精卫为参议会议长,雷震为议事组主任。1940年,国民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,雷震出任秘书长。对于雷震的火速上升,范泓认为,除了雷震本人的政治才干,戴季陶、王世杰等人的提携和蒋介石的信任外,雷震恰好赶上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需要。八年抗战结束后,国内要求和平建国的呼声高涨。从1945年重庆谈判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,再到后来的“制宪国民大会”,雷震始终是穿梭于各党派之间进行游说协调的关键人物。雷震为人豪爽真诚、责任心强、交际能力出色,交友广泛。与蒋介石的“蜜月期”1949年3月,胡适、雷震、王世杰、杭立武、傅斯年等人在上海聚会,商议办份刊物,宣传自由与民主,“以挽救人心”。刊物名字系胡适所取。10月22日,自大陆抵台第二天,雷震便全身心投入创刊工作,短短一个月后,11月20日,该刊的创刊号正式出版,当天下午便有人上门订购。胡适虽挂名发行人,但此时身在美国,发行人的责任实际上由社长雷震代行,第一任总编辑为毛子水,副总编辑为王聿修,聂华苓为行政编辑,发行部经理为马之骕。此时,雷震被蒋介石聘为“国策顾问”,所办这份刊物自然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鼓励和资助,创刊不久,就有军方订户。此为雷震到台湾后与蒋介石的“蜜月期”。1951年6月,刊物发表社论《政府不可诱民入罪》,评论政府采行金融投机做法可能导致执行人员借机敲诈,第一次与情治部门发生言论冲突。10月,杂志发表社论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,并讨论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;继而又对“党化教育”“青年救国团”等问题提出批评,导致政治部下令禁止阅读此刊物。1953年,“总统府”下令解除雷震“国策顾问”一职;次年5月,这份刊物又刊发读者来信,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校内正常教育提出质疑,并指出“青年救国团”系非法组织。蒋介石震怒,下令注销雷震党籍。“祝寿专号”加印13版1956年10月31日,蒋介石七十大寿,已触怒蒋介石的该刊物又推出轰动一时的“祝寿专号”,刊发胡适、雷震、徐复观、毛子水、王世杰、陶百川等学者文章,为“自由派人士向蒋介石建言之总计,言人所不敢言者”。专号大为畅销,加印13版,引来党、团、军刊物集体围攻。遭全面打压后,雷震与国民党彻底决裂,提出希望促进在野党之间的团结,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反对党。1957年4月至1960年5月,该刊又连续刊发20余篇文章,其中《反对党!反对党!反对党!》一文,成为推动反对党成立的理论支点。1960年,雷震等人密拟《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草案(稿)》,宣布将在9月底成立新党。9月4日,国民党先发制人,将雷震、傅正、马之骕、刘子英抓捕,震惊海内外的“雷震案”爆发。10月8日,当局以“知匪不报、为匪宣传”两项罪名,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。1970年9月4日,73岁的雷震出狱。1979年3月7日,雷震病逝。2002年9月,台湾当局公开为雷震平反,并出版《雷震案史料汇编》两册。“历史研究一定要‘去文学化’”时代周报:你做过记者,为何后来转向历史写作?范泓: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报社工作,至今工作关系还在报社。多年做记者对研究历史有一定帮助,就是“去文学化”。记者要求新闻的真实性,历史研究更是强调“真实性”,即还原那些曾经被遮蔽或扭曲的真相。时代周报:为何对1949年迁台的知识分子感兴趣?范泓:1949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,是一个政治分水岭。我做当年“从政学人”的研究,是想了解一下,特定年代里知识分子进入权力后的真实状况,是不是就变成了政府的尾巴?本来是具有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,在庞大的权力机器里面是否就被吞噬或消解了?或者,是否被摆错了地方?比如翁文灏,他原本是个地质学家,后来让他做国民政府的“行政院长”,这显然是有问题的,他没有这个才能—当然,胡适也未必能胜任。王云五,管理商务印书馆十分出色,1948年币制改革时出任“财政部长”,就惹来金圆券风潮。抗战前后,许多人是在学术上有了成就之后才进入权力系统的。王世杰是著名法学家、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;翁文灏是著名地质学家、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;蒋廷黻是留美的,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系主任;陶希圣是北大著名教授,创办过《食货》杂志……这些人如果不从政,仍在校园内,是不是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?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报世救国的心态,总觉得应该进入权力圈为国家做些什么,问题是进去之后到底起了什么作用,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还是阻碍了进步?知识分子如何处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,这就是我关注当年从政学人的初衷。时代周报:战后台湾自由主义传统似未断过,两岸知识分子是否存在整体差异?范泓:我一直认为威权时代尚有空间,否则雷震主持的那份半月刊不可能存活近11年。战后台湾“自由主义”渐次兴起,是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思潮的延续和发展,以雷震为中心的那一批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,胡适是他们的精神导师,雷震则是火车头式的人物。70年代的“党外运动”从该半月刊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,他们透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办政论刊物,不断推进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。尽管身处威权政治,但宪政的大框架一直存在,可以独立参选,可以办刊。时代周报:如何评价雷震的历史地位?范泓:两个方面:一是对言论的负责,即针对国民党在50年代施政弊病丛生提出批评和建言,直率抒陈所见,即“议政者”的角色;二是对反对党的落实,突破了自由主义“皆以思想上的启蒙为志业”的这一旧辙,即“参政者”的角色,概言之,就是从“坐而言”到了“起而行”。雷震和以他为灵魂的这份刊物对台湾社会转型的影响,台湾学者钱永祥有过论述,直至上世纪80年代,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那份刊物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,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该刊,但所使用的语文、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,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。战后的台湾,经过清党、扫红、二二八事件等,本土政治精英力量日渐式微,所以战后的台湾自由主义是从大陆移植过去的。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价值谱系,即从《努力周刊》《新月》《独立评论》到《观察》再到雷震住持的刊物,是一条线下来的。雷震被捕后,该刊物被迫停刊,新党胎死腹中,整个60年代出现了冰封期或沉寂期,虽有零星抗争,但实际影响不大,到70年代,岛内外形势发生变化,尤其是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巨大失落,从而导致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党外运动的兴起—但已不是当年大陆那帮人了,台湾的本土精英开始崛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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